在一度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F4的四大艺术家里，方力钧的光头、岳敏君的笑脸、王广义的大批判海报、张晓刚的家庭照，成了一代人反复咀嚼的形象符号。而光头作为一种艺术表达语言，有人曾质疑它在方力钧作品中的重复性及意义。对此，来新举行文献展的方力钧说：几千年来真正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形象或形象符号的艺术家少到掰着指头都数得出来。所有能创造出这种形象的人都很了不起。艺术家完全有权利用他创造的符号，多赚一些!
替中国当代艺术的大腕——方力钧拍照，是一种享受。面对着摄影镜头的他，瞬间变换了几种表情姿态，真人的光头与背后作品中的光头相呼应，让在一旁的记者看傻了眼，更让摄影记者直呼过瘾!
第一幅作品卖了130元人民币
这位作品在拍卖市场中曾以400多万美元成交的艺术家，大概20多年前，用100外汇兑换券(按：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中国涉外零售服务业使用的人民币代用券)卖掉了他平生第一幅作品。
“我1989年夏天搬到圆明园画家村去。到了12月，北京的冬天特别冷，一个朋友带来的外国友人，忘了是海外华人还是日本人，同情我作为艺术家的处境，觉得我当时生活太惨，以帮我忙的意思买了一幅版画。那是当年最早卖的一幅画，卖了100兑换券，觉得很多钱，等于130元人民币，差不多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
光头的无赖是自我拯救的方式
光头已经成了方力钧的“注册商标”。从1988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院版画系以后，便一再出现在艺术家的画布上。那些描绘北方农民的图像，一个个的光头男人或木无表情，或百般无聊地打着哈欠，露出半愚昧半无赖的样子注视着前方，给人怪异的感受。
中国权威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将当时出现的这一系列作品归类为“玩世现实主义”，说这一群“泼皮”艺术家们，“既不相信统治地位的意义体系，也不相信以对抗的形式建构新意义的虚幻般努力。而是更实惠和更真实地面对自身的无可奈何。拯救只能是自我拯救，而无聊感，即是泼皮群用以消解所有意义枷锁的最有力的方法。而且，当现实无法提供给他们新的精神背景时，无意义的意义，就成为他们赋予生存和艺术新意义的最无奈的方法，和作为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径。”
在1990年代，方力钧的光头，崔健的摇滚，痞子作家王朔的小说，都同属这一个时代，是这一种精神状态下的产物。
1993年，方力钧将光头作为具代表性的形象符号，带到了威尼斯双年展，使他成为西方社会艺术系统中的主要中国代表之一。而这种对创造新符号的追求，也似乎成为不少中国艺术家的目标。
几千年来
极少人能创造出自己的形象
在一度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F4的四大艺术家里，方力钧的光头、岳敏君的笑脸、王广义的大批判海报、张晓刚的家庭照，成了一代人反复咀嚼的形象符号。就算是不懂当代艺术的人，也都可能在无意中成为这些被坊间一再复制的图像的消费者。而光头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的语言，开始有人质疑它在方力钧作品中的重复性及意义。对此方力钧说：
“无论是世界艺术史或中国艺术史，几千年来真正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形象，或者属于自己的形象符号的艺术家其实是非常少的，我们掰着指头可以数得出来。所有能够创造出这种形象的人其实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能够创造出这种符号的话，他就完全有权利用他创造的符号，多赚一些!(大笑)，至于他要不要使用这个权利，那是每个艺术家自己的判断了。另一方面，关于作品的重复性，可能不太熟悉或了解我作品的人会说得多一些。人会被既定的判断框起来，经常会睁着眼睛但是看不见东西的。所以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真正看清楚的人不会这样讲我的画。”
你不能设想
一个死人可以画画吧
其实在采访中，方力钧就从多方面显示出了他强烈的个性。他是一个不按牌理出招的人，字典里没有标准答案，喜欢开玩笑，喜欢讲故事。他自己也承认从小就是一个爱捉弄别人，爱恶作剧的人。
上小学时，老师评他说这孩子要学会言行一致;作为艺术家，他也没有特别“安分守己”，除了画画以外，方力钧还是几家餐馆的老板，他甚至拍过电影。在北京和云南住过的人，大概不少曾光顾过他的云南菜馆“茶马古道”或者湘菜馆“岳麓山屋”。问他是否觉得这样兼顾生意会影响画画，他反过来问记者说：
“你不能设想一个死人可以画画吧?所以你得活着，你活着没有养分的话，没有新的知识进来的话，你就不能算活着吧。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还是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像社会上每一个人一样的，给你养分吸收的这种可能性。艺术家的好处就是，不论他遇到的事情是好事，还是狼狈的，甚至是残酷的，他都可以把它变成有效的养分，来帮助他的工作。这是作为艺术家最得天独厚的优势了。”
小时候为了吹牛画画
后来为了挣口饭吃
1963年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方力钧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要成为艺术家或画家。画画只是因为文革时期家里出身不好(家庭成分为富农)，只能整天呆在家避免让别的小朋友欺负，所以当火车司机的爸爸才给他从北京买来本子和笔，让他在家里有事情可做。方力钧拿了这些在邯郸地方上买不着的纸笔，得意洋洋地向小朋友吹牛。
“我拿到这些本子和笔，是可以向小朋友吹牛的。他们没有，我有。这个可能是我当时画画的最主要动力。在吹牛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所有画画的小朋友画得都比我好，心里特别难受。尤其是爸爸给你买了好的本子铅笔，结果画出来的画还让老师在课堂上带着全班同学来嘲笑你，就更受不了了。”
方力钧念小学的时候，不断申请要进美术组，但是不被接受。他说自己只有等美术组的同学们放学了，锁上门不画画的时候，才敢爬上窗户偷偷看着里面。
“到今天都没好意思去问问为什么老师不选我 。(笑)这个变成一个心病了。我哥哥，还有家里人发现，这个孩子今后得精神病的话，肯定是这方面受到了打击。”
结果升上中学以后，哥哥为了他走后门，终于把方力钧混到了中学美术组里面。但是方力钧说自己当时画得太差，所以尽管是美术组的成员，却不敢去美术组画画，怕同学和老师嘲笑他。然而到了初二下学期的时候，方力钧突然觉悟，开始每天特别用功努力地画画，而且只跟画得好的同学在一起，向他们学习。他说当时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往后找一份好工作，画得好的话，就有机会去搞宣传的工会工作了。
六四是人生的转折点
1989年，方力钧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快毕业时，碰到一连串改变了方力钧艺术观与价值观的事件。这包括在2月份举行的，因展出试验性作品结果在两周内被关闭了两次的“中国现代艺术展”;4月份由群众自发组织的大规模纪念胡耀邦活动;以及六四天安门事件。
“北京六四我也参加了。当时从天安门跑出来，就很压抑。看到了那些事情，人的承受力，心里面受不了。这是一个觉悟的时刻。突然觉得，如果像这么重大的现实问题，不能成为创作艺术的根据，自己去画那些粉饰太平或者好看的东西，那不就变得很无耻吗?那时候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动，想要把心里面的感受通过作品表现出来。那时还年轻，就想说自己还是可以赌一把，如果能够把心里的郁闷表现出来，哪怕走投无路再去找工作混口饭吃还是可以的。所以跑到圆明园去租了工作室就画画，没有想到这样就上了独木桥了。”
艺术中面对的问题太多太重大
像一个迷宫
从那时开始，方力钧就下了决心，艺术创作的主题就是关于生命本身的问题。对他来说，去画那些和人的生命无关的作品就是在浪费生命。但一旦确定了这样的主题以后，方力钧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迷宫。
“每一次你遇到的主题和关心的要点，每次想要抓住它的时候，更大的误区或者是迷思又来了。所以要确定新的目标，解决新的问题。它永远处于这样的状态里面，所以就变成现在的工作方式。它又是你特别愿意去探究的，有时特别无望、绝望的。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但是你又永远不可能放下这个问题去关心其他的。所以每一次我听到一个艺术家说他要想一个新的主题或者是新的思路去创作作品，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自己面临的问题太多，又太重大;而去讨论问题的方法又太笨，太慢。所以这是一个很狼狈，也很过瘾的状态。”
办文献展让公众了解艺术家
这次方力钧带到新加坡来的，不是回顾展或个展，而是文献展。由新加坡MOCA当代艺术馆主办，林大艺术中心协办的“方力钧文献展”展出了艺术家早年习作和历年创作的资料、照片及图像。唯一展出的真迹是一幅创作于2003年，4米宽8米半长的木刻版画《2003.2.1》。
“文献展第一次是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北京的今日美术馆，还有接下来就是大学里展出，因为这种方式比较适合面对校园。办文献展其实跟自己作为艺术家、画家的身份很有关系。艺术家的意义在哪里?我自己不太愿意做一个花瓶一样，漂亮好看的画家。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跟自己生活的处境、状态，和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有一个相对密切的关系。基于这样的想法，展出结果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去讨论一下一个艺术家发生、发展的经过。”
从1989年方力钧自北京中央美院毕业到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巨大的，没有人能够预见的变化，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世界当代艺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对艺术家方力钧来说，在开始学画画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知道艺术原来也可以和他的人生，真实的生活、生命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得如此紧密。
“我们最早的时候都以为艺术只是溜须拍马，弄虚作假，或者找一份好工作的技术手段。长到再大一点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用来做一些你过去认知以外的事情。整个过程其实很像一个小孩从爬，到开始学走路，到自由奔跑的过程。他的信心和认识和成长的周期差不多是一样的。早期完全不知道。后来是朦朦胧胧的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但不完全清楚。后来变成能够坚定地使用这种语言，而且把它当作一项终身的事业来对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