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势利的社会注定是思想贫困，凡是无助于升官发财之事，肯定被认为是务虚的瞎扯蛋，以致烧香拜佛都在求财避祸。中国美术界一向把“评论”看作作品说明书和吹牛拍马的促销广告。如方力钧这样名大气壮的明星画家，对艺评家彭德表示蔑视的说：“对于艺术家，评论的作用很小，有时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或“我情愿杀死评论”(1)。方力钧的说法，表明他对艺术理论领域缺乏系统了解，同时反映了中国的艺术评论泛滥得招人反感的程度。其实，评论是整个艺术系统生态的有机组成，它虽不能取代作品，但对艺术创作的准备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果实品尝的价值判断，必定上升为对品种选择和土壤改造的基础工作。
中国艺术评论缺乏思想创见与理论建构，变相为对作品的文本说明。因此，方力钧对评论的蔑视，在经验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可立论的片面狭隘也不容忽视，只能说中国文化艺术欠缺真正的理论关照，导致艺术家像传统的工匠，过度依赖经验习惯和技艺手段，普遍没有理论思想的内在支撑。事实上，没有“85”期间的文艺思潮作用，就不可能出现此后的中国当代艺术，方力钧的绘画显然不能例外。当然，今天评论方力钧的美术作品，用彭德的话说是进入历史，任何评论几乎是一种多余仪式，根源在于方力钧不再有营养吸收能力和突破性艺术创造力。故而，他把评论看作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分赃现象，表现出极大不满就在所难免，并戏言“我情愿杀死评论”。
面对方力钧的坦言，作为艺评家的彭德，拿俄国别林斯基为中国艺术评论撑面子，这不仅高估了方力钧，因为大部分中国画家看来，艺术评论不过是作品生产后的营销广告或有偿奉承，此外便一无是处。老实说，彭德也有些不自量力，扛着别林斯基这样的哲学家、理论家、批评家集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充当中国艺术评论的遮丑大旗，好比北朝鲜自认为是民主国家一样。殊不知，以目前中国的文化制度、学术环境、人文传统，还不足以诞生别林斯基这样具有思想与理论创造力的评论家。再说，中国画家大多是些工匠艺人，靠技艺谋生养家、靠运气成名暴富，根本无需什么思想或理论。另外，中国艺术家的成长道路上，没有受到良好的理论关照与思想启示，自然就不屑这些东西。方力钧之所以说：“艺术同评论的关系，就像动物同动物学家的关系。没有动物学家，动物仍然存在;动物学家只是对动物的描述，不能说动物学家出现之后，世界上才有动物。”这些话很好验证了一部分中国画家的思维方式，跟那些被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害惨的中国农民一样，对农业专家和农技站始终不坏好感。
滥竽充数的评论与其多如牛毛的伪学者一样，到了完全不能再忽视的地步，不扭转这一畸形局面是没有历史出路的，艺术的实践与理论更不能良性循环。中国艺术需要严肃的学术评论，如同农民要增产丰收和过上幸福生活，必须跟真正的农业专家和育种专家携手合作。否则，赤手空拳和自力更生，只会过着野狗般的自了生活。评论在整个艺术生态中，不纯是吹捧式的虚假广告，还有着甄别、推广、编纂等作用，对社会文化土壤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没有“85”思潮的理论环境，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当代艺术”和方力钧的光头符号;没有评论家的诠释推广，“光头”符号不足以成为反叛体制的文化谱系，“光头”和“艳俗”就不可能子孙满堂和生意兴隆。尽管有画家自身天赋和个人努力，但不能忽视评论对于艺术生态环境的实际作用。在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中，评论直接于作品之后，同时又间接作品之前。如果要追究艺术与评论的谁先谁后，那它们在最初阶段是个混沌体，后来由于艺术发展的复杂高级，出现了系统分化发展，绝不是动物与动物学家那么回事情。这表明，方力钧需要换换脑子了，不然做再多的作品和展览也就那么回事，除了多点钱之外，在艺术与思想不可能有很大改观。
鉴于方力钧名气影响力以及对“评论”狭隘之见，若不加以批评指正，肯定造成很大的误导作用，因为不少年轻画家把他当成了崇拜偶像，加上中国美术界本来有“去理论”和“去批评”的传统恶习，过于迷信技法、运气、人际，对评论的不能如此粗浅野蛮。作为一名当代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对这片土地的思想贫瘠更不能视而不见;不止中国艺术需要真正的理论与批评的关照，中国的理论与批评更需要相应的尊重关照。在极端务实物化的社会状态，作为一名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批评家已到了一无是处的地步，唯有给人抄写打托、歌功颂德才能苟活下来，这多么是不好的历史征兆。
注：(1)彭德《同方力钧论辩录》
